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官网
［编者按］
为纪念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成立20周年，我们特组织此专栏，以飨读者。第一，回顾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成立基础。南开日本研究从1964年历史系日本史研究室，到成立虚体日本研究中心（1988年）、实体日本研究中心（2000年），再到实体日本研究院（2003年），完成了“三级跳”的过程。第二，介绍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20年的发展历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作为全国高校中唯一的院级实体“日本研究院”，由历史学（世界历史）、经济学（世界经济）和政治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外政治制度）三个学科组成，20年间全部实现了三个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招生培养。2012年本院经教育部批准设立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2016年成立中日农业发展研究中心，2022年成立日本古代史研究中心。第三，总结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研究特色。日本研究院的研究有深厚的学术基础、严谨扎实的科研学风、团体合作的传统精神、综合发展的学科优势。经历了四代人的学术积累和奋斗，日本研究院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
南开日本研究院的成长
与吴廷璆先生、俞辛焞教授的贡献
宋成有
时光匆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已经走过不平凡的20个年头，可喜可贺。追根溯源，1949年吴廷璆先生调任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与1964年吴先生支持成立历史系日本史研究室、俞辛焞教授出任主任，是日本研究院发展史上两个关键之年。1988年日本研究中心成立，俞教授出任主任，继任的王家骅教授、杨栋梁教授继续推进中心的发展。在杨教授任主任期间的2000年，日本研究中心实体化为系所级单位，教学科研楼再添风采，为研究院的发展铺平道路。2003年，水到渠成，南开日本研究院正式建立，成为中国日本史教学科研的一大学术重镇。
研究院建立后，杨栋梁、李卓、宋志勇教授等先后担任院长，不断将研究院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现任院长刘岳兵教授继续努力开拓前进。日本研究中心成立后，笔者与南开日本史研究同人的学术交往越来越多。其间，评阅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并参加答辩，或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参加研究院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系列研究丛书发布会、课题设计研讨会等，内容丰富多彩。坦率地说，除了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学科研之外，笔者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得到研究资料最多，切磋学艺、热络友情，心之所系者，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而已。2022年4月，笔者荣聘为日本研究院的客座教授、日本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学术顾问。撰写此文，也就成了完成岳兵院长布置的第一个任务。动笔之际，惊悉俞辛焞教授病逝的噩耗，甚感痛惜，往事历历在目，百感交集。在这篇短文中，笔者主要纪念新中国成立后南开日本史研究的开创者吴廷璆先生和日本研究院的奠基人俞辛焞教授，以表缅怀与纪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明治维新性质问题是北京大学亚非拉近代史课堂讨论的老话题。1965年秋天，在准备课堂讨论发言过程中，笔者拜读了吴先生的大作《明治维新和维新政权》（《南开大学学报》1964年7月号），对作者的理论素养、论证的逻辑性与说服力印象深刻。当时中国日本史学界对明治维新性质的认识，主要有周一良先生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与吴先生革命加改革的“非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运动说”两种说法。研读吴先生的文章，笔者开阔了视野，颇感欢愉，也因此记住了南开的吴先生。
1982年中国日本史学会在庐山举行学术讨论会，笔者见到仰慕已久的吴廷璆先生。那时候，吴先生虽然年逾七十，但步履矫健，讲起话来思路敏捷，底气很足。主持会议时，循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营造出随和轻松而不失学术研讨激活思维的氛围。会场上，来自全国的学者竞相脱稿发言，既无时间限定，也不设评论人。围绕某个争论问题，发言者各抒己见，甚至拍拍桌子以壮气势，但彼此并不因此而心存芥蒂，风气良好。会议在争鸣中进行，与会者的学术收获往往超出预想。庐山之会，与会者不仅饱览了天下秀庐的绝美景色，在熊达云同学带领下走了走毛泽东主席当年走过的路，更从会上发言和会后的思索与品味中，收获了学术思考的喜悦。吴先生待人接物平易近人，其大家风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笔者得知吴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1929级的本科生，又增添了一份系友的亲近感。
三十多前的1990年，笔者应邀到南开大学参加学术讨论会。对会议前半段的研讨主题记忆已有点模糊，但会议的后半段庆祝吴廷璆先生八十华诞的场面，笔者记忆犹新。端坐在会场中心位置的吴先生精神矍铄，神态谦和，笑容可掬。吴先生弟子辈的俞辛焞、王家骅、武安隆、米庆余、王振锁教授等南开日本史研究的“五大天王”，以及杨栋梁、李卓、赵德宇、宋志勇、熊沛彪等后起之秀和许多日本史的研究生们，如群星捧月，坐满了会议室。此时，南开日本史的研究梯队，已是老中青相结合，配置合理，整体实力强，在全国高校中首屈一指。
那一天，天津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兄弟院校及社会科学院的同人齐聚一堂，高朋满座，纷纷致辞祝贺。笔者在发言时，首先祝贺吴老先生八十华诞，衷心祝福先生健康长寿，也颇为南开日本研究“徒子徒孙济济一堂”而感到振奋和感慨。“徒子徒孙”一语，是对当时在座的南开日本史教学科研梯队阵容整齐的赞叹，并无失敬或调侃之意，会场上飘过一阵会意的笑声，大家都听得明白。祝贺吴老先生八十寿辰的场面之所以难忘，是因为笔者素来钦佩吴先生的学问与人品。
南开日本史研究梯队一派兴旺景象，有赖于吴先生坐镇帅帐。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以周一良、吴廷璆、邹有恒三位老先生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为新中国日本史教学科研的奠基人，学术建树各有千秋。1952年周一良先生在北大历史系开设“亚洲古代史”课程，从原始社会至江户时代的日本古代史为其中的重头戏。1956年，周先生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中，采用唯物史观和矛盾论的研究方法，提出明治维新性质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1958年，周先生出版《亚洲古代各国史》；1961年，与吴于廑着手主编《世界通史》4卷，撰写日本古代史、近代史部分。
1951年，邹有恒先生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5年创立国内第一家日本史专门研究机构——日本史研究室，建成藏书10余万册的日文资料室，1978年出任日本研究所所长，是东北师大日本史研究的奠基人。在探讨邪马台国位置、《田中奏折》真伪、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中经济学家的作用等方面的论文中新论迭出。邹先生是东北地区日本史研究的领军人物，著名学者伊文成、杨孝臣、张声振、任鸿章、郎维成教授等均曾受教于邹先生。1984年以来，邹先生多次倡导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影响深远。
三位老先生的青年时代正值国家危难之际，他们以不同方式报效国家。获得京都帝国大学博士学位的吴先生投笔从戎，在硝烟弥漫的抗日前线和大后方开展抗敌工作；周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兼职教授在一线作战的美国军官日语；邹先生留学东京帝国大学期间，拒绝源自庚子赔款的奖学金，学成归来后宁肯做店员、会计，也绝不在伪满任职。三位老先生爱国主义意识根深蒂固，家国情怀超越个人荣辱。因为国学根底牢靠，天然形成文化的自信与自尊。治学则重对等交流而非膜拜，平视而非仰视；各抒己见而非一味追随日本学者的观点或者挟洋自重。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以中年人的满腔热情和深厚的学术造诣投身教学科研工作，培养人才的同时，也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经历风雨，体味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当三位老先生步入古稀之年，已是“文革”之后，各自的教学科研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南开是幸运的，因为吴先生坐镇帅帐，大旗不倒。1977年当吴先生当选为天津市政协副主席，重新部署南开的日本史教学科研之际，周先生尚在长期的审查中，此后则重拾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兼治日本史。北大日本史组成立初期，与南开日本史研究室不相伯仲，但因人员的流动而风光不再。邹先生多年倡导创建中国学者的日本史研究体系，曾计划将多年讲授的日本史撰成书稿出版，可惜因病未能如愿。1980年，中国日本史研究会（日本史学会前身）成立，吴先生当选首任会长，周先生、邹先生等任副会长，相互支持，密切合作。1981年吴先生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历史组成员，担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吴先生为南开日本史研究的发展，撑开了一片蓝天。
毕竟是学者，吴先生在参与政务活动的同时，仍将主要精力投向南开日本史的教学科研、学术梯队建设和研究生培养方面。对南开的日本史学科发展而言，在吴先生的大旗招展之下，南开日本史研究形成老中青三结合的整体力量。1980年，南开大学历史系、经济系招收首批日本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1985年招收首批日本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在人才培养上走在全国其他院校的前面。若无吴先生的开创与推进，上述进展难以想象，日本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的成立同样难以想象。吴先生对南开日本研究，包括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的贡献，功莫大焉。因此，在纪念日本研究院成立20周年之际，新中国成立后拓荒南开日本研究的吴先生首先浮现在笔者脑海。
笔者继而想到的是俞辛焞教授，一位一生秉承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学术研究与团体建设两手抓，为推进南开日本史研究而不懈奉献的大学者。80年代初期，中日学术交流春澜乍起，出现中国日本史研究易得到日方学术援助的有利时机。客观机遇难得，能否抓住，一在是否具有为公创业的“大我”意识和捕捉机遇、勇开新局面的魄力，二在是否具备与国际学术顺畅对话的学术造诣、语言能力。俞教授恰恰兼而有之，南开则为俞教授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和支持。1986年，笔者在早稻田大学遇到正在那里进修的俞教授。寒暄之后的聊天都是围绕中日关系、资料搜集和打开学术交流通道等问题展开，相谈甚欢。笔者很羡慕南开有俞教授这样不放过任何可能、一心拓展学术事业的人物，日语的娴熟，则使其如虎添翼。
1976年，笔者初识俞教授。当时，京都大学的井上清教授来北大主讲日本近现代史。听讲的主要是来自京津冀、东北及湖北等地区的大学与社科研究单位的学者。当时来自南开大学的俞教授令笔者印象深刻。那时候他穿一身蓝色中山装，钻研劲头十足，日语流畅，又年富力强，讨论时很活跃。自从在讲习班上结识以后，我们结下深厚友谊。平时大家都很忙，难得坐在一起，但是一旦相逢，总有说不完的话，就像在早大的偶遇。在笔者的印象中，俞教授是位孜孜以求并勇于探索的学者，出国则善创新局面，广结学术交流善缘；回校则坐镇筹划，安心研究于书斋，堪称全才。笔者对这位爱国敬业、治学严谨、热心公益的学者，一直满怀敬意。
俞辛焞教授195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1964年，历史研究所创设了日本史研究室，主任是俞教授，成员有米庆余和王敦书等。1978年，武安隆、王家骅、刘予苇、王振锁等调入研究室。1985年，杨栋梁、李卓等年轻博士加入，形成以中青年为主的教学科研梯队。1988年，南开大学成立综合性的虚体单位日本研究中心。俞教授任理事长、主任，目标明确、精力充沛地埋头创业。1994年，俞教授的长年努力终有重大收获。在日本友人和友好团体的资助下，南开日本研究中心设立日本研究基金，日本史的图书资料自日本源源而来，科研西楼拔地而起。楼内设有35间备有电话的研究室、教室、会议室、资料室，可以收看日本卫星电视的直播节目，教学科研的条件达到国内前列。同年，由吴廷璆主编，南开大学与辽宁大学的多名学者合著的百万字《日本史》出版。这部著作资料扎实丰富，条理清晰，新论迭出，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日本史研究的立场、方法与论述风格，广受读者好评。《日本史》的出版与科研西楼的启用，标志着南开的日本研究跃上新台阶。
2000年，南开大学鉴于日研中心理事长俞教授与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的多年努力，决定将日研中心由虚体升格为有编制、有经费、有科研楼的系所级实体单位，能自主招收培养日本史硕、博士研究生，迈出日研中心实质性发展的关键一步。此后，凭借吴先生的声望、俞教授开辟的交流通道以及以杨栋梁教授为首的中心全员的共同努力，日研中心继续获得日本友人的专项资助与多种援助，其中包括家永三郎、江口圭一等多名日本学者或团体捐赠约4万册图书充实资料室。2001年，科研东楼竣工，内部增设多频道同声传译的国际会议厅、轨道式移动书架、成果展示厅等设施。日研中心的家业越来越大，蒸蒸日上。
毋庸赘言，科研团队是否赢得同行的赞许与看重，科研楼与各种设施的齐备固然重要，但关键还是学术观点的创新与论文著述的质量。正是在这方面，俞教授的论著确立了南开日本史研究的标尺及其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俞教授多年积累的学术功力猛烈喷发，新的研究成果接连在国内外推出。1986—2002年，俞教授先后出版《满洲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关系》（东方书店）、《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与日本》（六兴出版社）、《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东方书店）等著作5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90余篇。2004年，俞教授的论文集《躬耕集》出版。2019年，日本研究院出版《俞辛焞著作集》10卷，收录了上述研究成果。著作集的出版，是对与病症顽强搏斗的俞教授最大的心灵慰藉和精神支持，体现了同人之间的深厚关爱和南开的团队精神，令人感动。
俞教授治学的三大基本特色，一是注重搜集、考证并使用第一手资料；二是坚持中国学者的理论分析立场；三是提出富有创见的学术观点，对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整体发展贡献良多。例如，《试论日本的战后民主改革》（《世界历史》1980年第5、6期连载）一文，首次全面、客观、辩证地评价日本战后民主改革，提出诸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观点，成特色独具的一家之言。
利用赴日本长期研修或短期访问的机会，俞教授沉浸在对资料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中，在新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方面颇有建树。在此基础上，推出一篇篇资料扎实、观点新颖的力作，引起学术界的注目。辑入《躬耕集》的17篇论文，如《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二次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反袁策略与日本的关系》《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中日外交》《孙中山对日态度再认识》《1913年至1916年孙中山在日革命活动与日本的对策》《日本决定对孙中山政策诸因素探析》《孙中山的“满洲借款”和〈中日盟约〉考释》等，均用出国搜集的大量原始史料写成。
考察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是俞教授的一个研究重点。在国内外佳作如云的情况下，俞教授另辟蹊径，从日本近代史、国际关系史、思想史等不同角度切入，使用纵向与横向比较的方法、第一手资料的原典分析方法，在认真而周密的考证和思考之后，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若史料不足，则不急于下结论，留待新史料的佐证，如在追究犬冢和山田与“盟约”关系的处理上。再如对《田中奏折》真伪的探讨，俞教授在利用档案资料尽量复原“东方会议”的全貌之后，又对《对华政策纲领》的8条内容逐条加以分析，并点破了田中内阁的侵略政策的实质。至于《田中奏折》中所写“侵吞全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等全球性战略问题，认为据现有史料考释，“东方会议”没有涉及。同样，在研究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关系方面，俞教授也注重辨析史料真伪，提出创新观点。以史料特别是第一手史料为研究的依据，是历史学研究者做学问的基本路径。多年来，俞教授深谙此道，这就使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不仅可以在立论上开智，也可以在史料的引用上增添论证的说服力，令读者受益匪浅。
2003年，南开大学党委再次做出重大决定，宣布日研中心脱离历史学院，独立组建日本研究院。在首任院长杨栋梁和副院长宋志勇领导下，研究院下设办公室、资料室，以及历史、经济、政治与对外关系等三个研究部，组建《日本研究论集》编辑部，形成专兼职相结合的研究队伍，独立招收培养日本研究方向的史学、经济学硕博士研究生，以及政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复合型高级人才。以日研院的成立为标准，南开日本研究进入新时期。
就在2003年，吴先生谢世而去，俞教授亦退休居家养疴，但南开日本史研究的两位先行者亲手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展。在首任院长杨栋梁教授任职期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资助力度有所减弱。日研院发扬群体攻关的优势与团队精神，大力争取国内科研基金的援助，接连拿下“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以及其他国家级、地方级的科研项目，出版多卷本研究丛书，展示了日研院的整体实力。
2007年，李卓教授继任日本研究院院长。面对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锐减的困难，日研院继续发挥学术研究的群体优势，分工合作，推出新成果，尤其是日本近世史、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令人瞩目。其间，日研院成为教育部的国别史研究基地，增加了南开日本研究的学术分量。2012年，宋志勇教授担任研究院第三任院长。立足开发国内资金，以项目促科研，宋院长任期内累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在内的科研项目29项，其中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编日本史”1项；从国内获取科研经费超过300万元，攀上新台阶。获得省部、天津市等各级奖项8项，名列全校之首。2017年，刘岳兵教授出任研究院第四任院长，日本思想史基本史料集的翻译出版取得新进展。2022年，日研院与时俱进，在国内日本古代史研究逐渐升温之际，设立日本古代史研究中心，拓展了学术研究的视野，搭建了新的学术平台。
在新世纪，日本研究院继续在各方面大步前进。完成科研项目多、系列丛书出版多、科研成果获奖多、培养硕士博士多、国内外学术交流多等“五多”，构成了南开日本研究院的新业绩。在这里，笔者祝愿南开日研院继续遵循“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牢记“伯苓爱国三问”，继承并光大奉献群体、团队合作、勇于创新、勤奋耕耘的学术传承，不断攀登新高峰。笔者相信，吴先生、俞教授有知，亦当含笑九泉。
（宋成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南开日本研究 2023年第1辑（总第28辑）
ISBN：978-7-5228-1897-9
定价：89元
版次：2023年5月第1版
目录
纪念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成立20周年
南开日本研究院的成长与吴廷璆先生、俞辛焞教授的贡献宋成有
诠释“执着”——怀念业师俞辛焞先生杨栋梁
吃水不忘挖井人
——纪念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成立20周年米庆余
我与南开日研王振锁
我和南开日本研究周维宏
南开日研成长记王美平
历史与文化
军权失衡与失控：七七事变前日本军政平行机制的解体王希亮
民初湖北政府对日借款始末
——以黎元洪与西泽公雄的交涉为中心颜龙龙 邱佩文
试析战后日本就业制度形成的政策基础
——以“劳动三法”和“职安三法”为中心康学真
日本皇位继承：多元认知与保守应对徐万胜 张雨欣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作家的日本书写与文化间性陈潇
史海钩沉与翻译
中日俄与东三省蒋廷黻先生 讲乐永庆 记
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的思想转向[日]藤田省三石璞 等译 杨栋梁 校编
书评
开国与改革多重协奏下的日本近代转型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第9卷《开国与幕末变革》述评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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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qyf 审核：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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